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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冬谈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的整理与研究
发布时间:2019-11-08 20:26:18 热度: 2554

白玉东(姜立东在《澎湃新闻》中画)

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教授白玉东于2010年3月毕业于日本大阪大学。他主要从事中世纪内陆亚洲历史语言、出土文献和碑铭的研究,擅长解读古代突厥语和维吾尔语文献。2018年8月,白玉东教授组织“兰州大学胡文代表团”赴蒙古考察“草原丝绸之路”东段的胡文题字。他还组织了“丝绸之路民族历史语言研究研讨会”和“草原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研讨会”。此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蒙古国立大学历史系达成“蒙古高原碑铭合作研究协议”,并计划未来几年在蒙古开展相关碑铭合作研究。白玉东教授作为“北朝至隋唐民族碑铭整理研究——以胡语和海外碑铭为对象”项目的首席专家,接受了《上海书评》的专访,介绍了该项目的由来、研究团队和学术意义。我要感谢门罗教授在这次采访中的大力协助。

你目前主持的学术项目是“北朝至隋唐民族碑文的整理研究——以胡语和海外碑文为对象”。你能谈谈这个项目的起源吗?

白玉东:自春秋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差异”开始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以华夏为核心,许多兄弟国家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中留下了涟漪。简而言之,是中国56个兄弟国家共同创造了伟大祖国的光辉历史。

朝鲜、隋唐时期,历时六个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从分裂政权走向统一的特殊阶段。匈奴、鲜卑、桀、弟、羌等北方民族进入中国北方后,逐渐成为中国人,并在唐朝与中国合并。北朝、柔然、突厥等北方民族政权的繁荣进一步促进了中亚商贾粟特人向东迁移。他们要么从事商业贸易,开放殖民地,要么参军。一些唐朝最终成为中国的一员。随着唐朝的兴衰,高车、突厥、吐蕃、维吾尔、吐谷浑等民族或部落掀起了新一轮国内移民浪潮。北朝和隋唐时期,上述不同地理起源的民族、宗族和文字,最初说不同的语言,活跃在中国周边,其发展轨迹实质上是兄弟民族从接触、认知和情感到消化、吸收和认同中国文化,融入中国文明的历史。大量直接记录这些人物生活的碑铭,如胡人墓志铭,可以为我们研究这一民族融合的历史提供新的第一手资料。

隋唐帝国的繁荣进一步促进了东西南北的物质文化交流。来自东方的粟特人不仅带来了三一宗教,还把粟特人甚至博罗米里人带到了北方草原。根据现阶段学术界现有的资料,苏特语、博罗米尔语和汉语成为北方兄弟使用的第一语言。此外,在唐朝,北方的兄弟或部落如突厥、维吾尔、夏家寺、吐气寺、仡佬族和西南的兄弟吐蕃开始用自己的语言(古代突厥鲁尼、古代藏族等)书写自己的语言。)。在漠北草原、叶尼塞河流域、阿尔泰山、天山、青藏高原等地区,留下了大小碑文,总面积约350平方米。这些包括墓志铭、纪念物、铭文和金文。它的内容,或者记录他们与唐朝和其他周边地区的交流,或者描述他们自己的历史和简单的生活。此外,内蒙古、Xi和新疆也保存了一些古代突厥鲁尼碑铭和其他历史遗迹。

呼和浩特白塔维吾尔碑铭札记

我们知道唐朝在鼎盛时期已经在中亚伊塞克湖的西部和西部建立了有效的统治,在北部包括漠北草原。在研究隋唐时期中国西北边疆的历史问题时,上述民族碑铭所蕴含的历史价值不亚于汉族等传统文献。由于某些特殊原因,我国对上述民族铭文的研究,特别是相关的古代突厥鲁尼、苏特和博罗米尔铭文,落后于欧美和日本学术界。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这些民族碑铭缺乏一套全面的整理成果。我们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填补这个空白。

这个项目的副标题是“以胡语和海外碑铭为目标”。你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研究对象?

白玉东:北朝至隋唐,时间跨度600年,地域广阔,民族多样,语言文字多样,有大量的民族铭文。我们认为,在中国四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北朝和隋唐属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虽然北朝结束了自汉末以来中国北方长期的分离主义政权,但后来分裂成两大派别,即东方和西方,彼此对立。这种分裂导致北朝在与北方草原的鲁兰汗国及其继承者突厥汗国的竞争中没有占据优势。无论是军事优势还是意识形态优势,朝鲜还不能被称为强大中国的代表。隋朝继承了北朝,开创了唐朝,结束了中国南北分裂的局面。唐朝接受了隋朝的衣钵,所有统治国家的规章制度都是从隋朝沿袭下来的。因此,学术界通常把隋唐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里程碑。隋唐时期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社会从分裂走向统一,中国传统的“天下统一”观念再次得到加强,中华民族多元化、一体化。

在推进“北朝至隋唐民族墓志铭整理研究”工作时,很难严格划定初唐前国内墓志铭的时限。然而,外国的中国碑铭和国内外的胡碑铭主要集中在隋唐时期。“北朝至隋唐时期民族碑刻的整理与研究”这一课题涉及面广,涉及面广。我们增加了副标题“以胡语和华侨题字为对象”,其原则是主题的设计不应过于宽泛,也不应过于庞大和完整。旨在凸显隋唐时期中国与周边兄弟民族的互动与影响,揭示中国传统“举国统一”理念的再强化过程。我们将通过对这些民族铭文的整理和研究,努力推动欧亚大陆中国特色历史话语体系的建设,进一步增强和提升中国学者在相关学术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你想研究的这些胡语铭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研究小组的组成和分工是什么?你能介绍他们吗?

白玉东:我们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胡语碑铭。根据人物,他们包括突厥鲁尼人、维吾尔人、吐蕃人、苏特人和博罗米尔人。语言包括古代突厥语、古代藏语、古代蒙古语和苏特语。其中,突厥鲁尼铭文包括漠北草原组、叶尼塞组、阿尔泰-天山组和内里组。漠北草原群主要属于后突厥汗国和维吾尔汗国,叶尼塞群属于夏家寺汗国,阿尔泰-天山群主要属于仡佬族和吐其士,内部群属于突厥和维吾尔族。

漠北草原群包括著名的后突厥汗国调骨碑、阙特勤碑、佩贾汗国碑、翁津碑、阙立ip碑、鬣狗乌素碑、塔里娅特碑、特斯碑、九维吾尔汗国碑等。以及总面积约为100平方米的其他中小型碑铭(物品)。叶尼塞河组(Yenisei Formation)指叶尼塞河上游出土的墓碑碑文和碑文,总面积约140平方米。阿尔泰-天山组主要由岩壁上的铭文组成,共有约130处。国内主要有内蒙古达茂旗扎干敖包碑文、Xi安出土的维吾尔族格氏王子墓志铭、新疆吐鲁番鸭绿湖千佛洞五洞碑文、北亭碑文、和田出土的木简。维吾尔铭文主要是在蒙古西部发现的乌兰浩宇铭文。吐蕃铭文包括石碑和悬崖雕刻,总共约20处。其中,最重要的碑文有桑耶寺碑、拉萨雪碑、桑耶寺碑、琼结桥碑、贡布碑、西拉康碑、西拉康碑、西拉康碑东碑、卡其庸寺碑、永德松赞碑、唐范孟慧碑、中部寺碑等。吐蕃铭文涵盖了许多主题,如祈祷、誓词、公基、墓志铭等。它们内容丰富,包括政治、佛教、外交等。粟特碑文主要包括北周时苏君和中国人的碑文、深圳博物馆藏北巡回展中的粟特和潘多及其妻在梭的中国碑文、隋代的漠北博古特碑、新疆昭苏县的小红那石海碑、唐代的“维吾尔汗九名碑”等碑文材料。博罗米尔铭文主要是隋代漠北回民屠苏路盖的铭文。

瞿雨谷第一座纪念碑

葛西普墓志铭

我们团队的核心成员都是在国内重点大学从事“不受欢迎”和“非学术”研究的专业教师,分工明确。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研究所的王鼎教授主要研究中亚古代丝绸之路的文明史和文献,并负责小米铭文的整理和研究。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朱李爽教授从事敦煌西部地区古代藏文文献的解读与研究、藏学研究和古霍坦史研究,并负责藏文碑铭的整理与研究。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副教授杜布江·伊敏(Tubukiang Yimin)研究了中世纪西部地区的历史语言,精通英语、土耳其语、德语等外语,以及古代突厥语鲁尼语、维吾尔语、察哈尔台语、粟特语、博罗米尔语等研究语言。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雷扎·努里(Rezia Nuri)由耿世民教授执教。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古代突厥碑铭和维吾尔文献。我本人与吐蕃江和礼子雅一起,对突厥鲁尼、维吾尔和博罗米尔的碑文进行了整理和研究。

瞿雨谷纪念碑考察

关于中国历史,有不同的学术论述,如“征服朝代”和“新清史”。你提到这项研究除了前两个观点之外,还有助于提出一个新的“华夏化”观点。你能详细谈谈吗?

白玉东:美国学者k. a .威特福格尔提出的“征服王朝”理论在欧美、日本和韩国学术界影响很大。魏福特将中国历史朝代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汉族建立的,另一类是在中原地区长期交流和融合的少数民族(草原游牧民族、森林渔民和猎人)建立的。后者根据地方化程度又分为“渗透王朝”和“征服王朝”。前者包括五胡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北方分裂政权,后唐、后金、后汉和北汉。后者包括辽、西夏、金、元和清朝。他强调说,鉴于王朝渗透所有民族的先例,后者在使自己成为中国人的同时,有意保持自己的文化。当前学术界争论焦点“新清史”的理论基础与“征服王朝”基本相同。与此相反,中国一些学者提倡的“地方化”,即北方民族建立的所有朝代都不是地方化的,并最终融入中国文化。例如,辽代的救灾活动、廉政建设和遗书的使用,这些学者往往把这归因于契丹的地方化和儒学的影响。从民族融合和民族认同的角度来看,这种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这当然是可喜的。同时,笔者发现从事这类研究的一些研究者往往忽视对民族语言文献的关注,甚至难以区分和理解中国史料,缺乏基于不同类型史料的三维思维。从复杂的历史现象中以高度的预见性得出一个众所周知的结论,并不是不怀疑历史唯心主义的表达。

“新清史”或“征服王朝”自然有其局限性。原因是历史上的这些朝代都是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而且这些朝代的创始人的dna大多是在当代中国许多民族的血液中流动的。此外,这些朝代在建立之前与中国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些征服者积极吸收中国文明。毫无疑问,这一点很难用一句话来“征服”。然而,如果我们只注重强调和盲目探索统治阶级的地方化,恐怕永远不会有与“征服王朝”理论平等的学术对话。罗欣教授在他的著作《北魏皇帝论黑毡》中主张北朝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既有北方民族的色彩,又有中国的影响。北朝社会尚未完全融合。我记得辽史清楚地记录了契丹人建立的辽朝有两种不同的统治制度:“北方官员”和“南方官员”。我认为所有这些都可以启发我们的研究。

我们知道,在东部,在沙漠的北部和南部,粟特人表现出极大的适应性,甚至寄生现象。他们留在中原的最终结果无疑是本土化,但学术界对他们进入中国后不同阶段的本土化程度关注不够。与草原部落相比,粟特人更早就享有文字文化,有多种宗教信仰,善于经商,无疑具有较高的文明程度。东部粟特人融入中国的过程对于探讨北方民族与中国的融合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相关小米出土文献和中国碑铭,我们大致掌握了一些小米人的接触、认知、感受、消化和吸收过程,最终认识并融入中国文化。这个过程适用于从北朝到后来的许多北方民族吗?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回归标准,理解历史事实,辩证分析。借用沈伟荣教授的话,“历史研究需要把历史故事放回它们最初的语言、社会和历史背景中,以充分揭示历史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只有这样,历史研究才能启发和帮助我们理解和解决当今现实政治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在批判“征服王朝”理论的同时,我们不应拘泥于简单的“中国化”理论,在“征服王朝”理论和“中国化”理论之间探索“中国化>中国化”的新观点——这种方式是否可行值得思考。

你在开篇报告中也提到,这项研究有助于“重建隋唐时期“天下统一”的历史进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点?

白玉东:如前所述,以华夏为核心,中国56个兄弟民族共同创造了伟大祖国的辉煌历史。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民族是我们的兄弟。兄弟分裂争吵是正常的,但历史的主流是和谐共处。繁荣的唐朝覆盖了其领土的西部和中亚伊塞克湖的西部。北部包括漠北草原。唐朝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有效的统治。当时,漠北铁勒各部把唐太宗视为“天汉”。从那以后,虽然复兴的后突厥汗国有时会违抗唐朝,但维吾尔汗国派出军队帮助唐朝镇压和平与历史的叛乱,并与唐朝形成了“兄弟情谊协定”和“侄子叔叔友谊”。两人共同谱写了民族团结的壮丽篇章。吐蕃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兄弟民族,与唐代历史密不可分。这两个人是姻亲,也有过战争。最初阶段是贞观良好关系的建立和迅速发展时期,中间阶段是双方交往中的相互依赖和消费时期,最终联盟在长清元年(821年)实现。我认为,唐代与吐蕃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吐蕃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挑战了唐代的影响和世界统一的观念。虽然过程复杂,但结论是吐蕃内乱结束了。

关于821年的唐蕃联盟,日本学者森安孝夫曾提出唐、吐蕃、维吾尔三党联盟的构想。如果是这样的话,这说明通过联盟,三方已经实现了很大的和解,这是以唐朝为核心的“举国统一”理念的一个很大发展。我们将以新的视角,通过整理民族碑铭,挖掘发现新的材料,致力于加强这一“统一世界观”的建设进程。

你曾经在日本学习过,你的老师是安森教授。现在你也在翻译安森教授的作品。你能谈谈这次学术经历对你自己的影响吗?

白玉东:森安孝夫博士1981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系东方历史专业。他擅长翻译突厥语鲁尼语、维吾尔语和藏语,精通英语、法语和德语等多种外语。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敦煌西域历史语言。从1984年到2012年辞职,他一直在大阪大学东方历史研究室任教很长时间。在他的领导下,大阪大学在过去20年里发展成为日本亚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研究中心。他培养的博士生活跃在日本史学领域,涵盖敦煌研究、蒙古研究、突厥研究、维吾尔研究等。我已经教了将近十年书,包括我在日本科学促进会做博士后研究员的时候。

同时,一是利用他在蒙古收集的拓片和保存的图片研究突厥鲁尼碑铭和维吾尔文献。专著《鞑靼九姓游牧王国历史研究(8-11世纪)》(第六批《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也是我的博士论文,其中最重要的史料是突厥鲁尼铭文和维吾尔铭文。回国后,我已经开设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古代突厥语课程。这完全是由于安森先生。其次,我记得他多次强调,“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区别在于,历史学家不仅应该知道它是什么,而且应该知道它是什么。语言学家读完一份文件,历史学家需要理解这种解释的历史背景。”他不仅言行一致,而且付诸实践。敦煌西部出土的文献,无论是汉语、维吾尔语还是鲁尼语,他曾经解释过,都必须在历史背景下考察和叙述。这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基于对文献的解读和对历史背景的调查。此外,40年后,新安先生的许多研究成果,如对维吾尔人西迁和北朝之战的考证,仍然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可。总之,安森先生严谨的学习风格极大地影响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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